近五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三十年后突然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就像高台跳水。GDP从2007年的同比增长14.2%，一下跌到2012年的7.8%，增幅以每年平均1.28%的速度递减。根据李克强总理的目标，2013年GDP增幅要努力争取和保持7.5%。

一、厘清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到底怎么了？是谁造成，由谁负责？对此，各种说法都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最多最权威的说法是：经济规律使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出现的结果。认为罪魁祸首是三驾马车乏力，各种要素成本提高，房地产投资巅峰已过，人口红利到期等客观因素。很少有人从主观因素包括政策举措、体制机制等方面探讨经济迅猛下滑的原因。甚至，有政府权威部门官员说“不要把经济减速当成坏事。”反过来说，也就是好事。

笔者认为，经济下滑的原因主客观因素都有。主观的因素可能很小，但却占主导地位。令人担忧的不是主观上存在问题，而是对主观责任视而不见，不愿承认。如果只强调客观，不能认识到主观对客观的主导作用，不但难以拨乱纠错，把经济引向正确的方向，更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当然，客观方面的因素也不能忽视。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带来了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打乱了世界传统经济发展轨道，也使中国提前完成了“三低一高”（低效益、低收入、低端产品，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终结了作为世界低端加工厂的使命，同时也给中国经济带入巨大的下行压力。

但笔者认为，只要敢于质疑，勇于改革，打破思维定势，直面政府作为，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研究和探讨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潜力动力，扬长补短，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走出低谷，在今后20年甚至30年时间内，继续保持8.0%以上的高速增长。

二、经济发展的“学费”已逐渐付清

由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短，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素质低，例如：技术市场供求关系的把握、现代企业管理的体制、人们对商品的意识等，因此，只能做低端市场产品，只能是粗放型经济。

过去，发展市场经济人们总强调“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一直缺少资本，缺少资本就没有投资，没有投资就缺乏消费，只能靠廉价的劳动力，靠好的政策与资源引进国外的资本与人才。国内的民营企业素质差，只能靠生产低端产品以满足国内低消费和出口国外占领的低端市场。高端技术生产的高成本的高端产品，国内大部分民众买不起；即使买得起我们的民营企业也做不出；即使做得出，我们的企业也销售不出去；即使销得出，售后服务也跟不上。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现在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的实力与素质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为了引进外资，国家好资源、好政策给外商，带领中国经济的发展，所以不平等的竞争当时是必要的。改革开放初期时，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根本没有成本的概念，从国外进口先进设备，如车床、机床、成套设备等，价值动辄几十万几百万（那个时候几百万是现在的几千万），引进来后由于不会操作，不会用，或者外方售后服务跟不上，机器只好放在那里“睡大觉”。让一些价值连城的机器设备变为废铁。后来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市场化改革，大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实行转制、转型。许多企业因此把设备按原价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一的价格卖给有关企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多机器设备调剂公司，让国有资产造成巨大流失，富了一少部分人。

为了实现“双百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一个是在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一个是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我国富民强国，现阶段必须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升级。那么经济增长与升级的动力在哪里呢？

三、寻找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力源

笔者认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共有四股力量。一是人们通常认为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二是包括资源、资本和技术等在内的生产要素；三是好的体制和机制；四是福利、保障、教育等刺激和激励经济的要素。

（一）三驾马车不仅乏力，还拉错了方向

吴敬琏在今年6月的一次民营经济研讨会上就指出，凯恩斯的“三驾马车”拉不动中国经济。吴敬琏认为，用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来指导我们存在的长期问题是不行的，“凯恩斯自己也说他讨论的是短期问题不是长期问题，讨论长期问题就不能三架马车了。”这说明，从长远来讲，仅靠“三驾马车”来拉动中国的经济是不明智的，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问题和隐患。

我认为，特别是三驾马车中的第一驾马车“投资”，不仅是出现了短期问题，而且拉错了方向。这造成的损失将比短期现象更为严重。现阶段很多专家、学者、媒体和地方政府官员认为整体经济走下坡路是必然的结果，因此鼓励企业走出去，到世界各国去投资。在2012年1月由一家著名智库组织的关于经济问题的高层论坛上，中国一位著名的学者就提出，中国的投资，除了地下，包括地铁、光缆等，就只有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了。他们考虑的投资，除了铁公基，以及一些垄断领域，就没有其它地方了。而对能够带动上下60多个产业的城镇化领域，三农领域，他们却只字不提。就是在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新36条”（即“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六大领域中，也没有一条是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城镇化和三农领域。

让我们再来考察三驾马车中的另外两驾“出口”和“消费”，从表面上看，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曝发，国际贸易保护抬头；国外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涌现，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竞争加剧，从而导致出口逐年减少。而“消费”，原来就靠房地产和汽车，现在房地产有泡沫，被打压，汽车已经演变成车灾，道路堵塞，也已经没有了空间。

但从本质看，我们的进出口政策导向也严重失误，也没见政府提倡或引导过正确的消费和消费观。比如，中国出去的大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口，进口的却大都是高端和侈奢口，这一进一出，不知道要流失多少中国的宝贵财富。由于中国的出口大都是低端产品，商品销售渠道和网络命脉掌握在外商手里，绝大部分的钱让外商赚去。而利润高昂的高端市场，特别是高端消费品市场，又被外国产口所占领，且严重缺乏民族品牌意识的国人趋之若鹜，不仅在国内非外国品牌不消费，到了国外更是大把大把往外送钱，成了国际上最大手大脚的消费群体，帮助欧洲消除和渡过欧债危机，许多欧洲国家若没有中国游客的援手，早就提前破产了，显示了中国人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

所以笔者认为，推动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把眼光放宽。除了三驾马车的方向不能走错，另外的三个方面也非常重要。  

（二）资源、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

仅从资源中的劳动力资源来看，结构很不合理。很多专家、学者只看到民工慌，只看到社会未富先老，得到结论是中国进入老年人社会，人口红利跟日本比已经过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这种结论下得未免过早。有一些现象值得深思，在眼下的中国，一边是企业开工不足，民工荒暴发，一边是城市和农村青年待业严重，成为“啃老族”；一边是政府部门和企业人才奇缺，一边是大学生就业解决不了，专业不对口，失业率高昂，一大批知识青年成为养在深闺的“宅男”；一边是制度缺失，行政失管，一边是地方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二线制”就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到五十岁退居二线直养到六十岁退休，不但不干了，还阻碍政务，还不如干脆让退二线的干部退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业难主要原因是学业配制不合理，不按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大学宽进宽出，中考不合格照样能上大学，既搞不出科研，也干不了实事，同时，中专技校生源又极其短缺。这既有观念问题也有体制问题。为此，笔者认为人力资源结构调整和调配空间余地还有很大，如何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值得思考。

中国的“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拥有巨大的资源，但仅有资源是不够的，要让资源成为农民群众实现现代化的资源，必须要实现“三化”：第一是规模化，只有规模化才能机械化（据报载，中国粮食作物耕、种、收的机械化率已经达到４９％，而美国等先进国家基本是100%）；第二是产业化，只有产业化才能商品化，才能把农业、林业、畜牧业做产业链；第三是农业商品化，只有商品化才能用得上信息化。从农产品深加工用粮占粮食总产量比例来看，发达国家达到70%以上，而我国却不到8%。所以笔者认为三农与生产性投资空间很大。创业、就业空间潜力无穷，充分挖掘“三农”资源，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打下稳定坚实基础

资本方面，我国金融业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只有改而不革。金融是经济领域的血液，我国金融体系基本是计划经济制度，存款、贷款利率没有实行真正的市场化。如果把经济领域和体系比做一个人体，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四肢躯体是市场化运作，而血液供应却是计划经济，造成的结果是供血不足，进而造成整个肢体营养不良。金融垄断，又造成资源错配。

本届政府力图通过设立上海自贸区把金融放开，做到监管与放开并举，让开放倒逼改革，使造血与供血适应躯体需要，人体就焕发青春活力。这种做法显然值得赞赏。

技术方面，通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财富积累，我们国内也有资本买高科技的人才与技术了，国民整体素质也提高了，具备消化中高技术的能力了。但我们还应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学习创新，创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二是善于洋为中用，做好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引进，减少创新所走的弯路，为此，国家应有更好的外交理念，更好地处理好与先进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引进更多的技术和人才。另外，国内要提供适应高端人才工作与生活的环境，进行教育投资。做好这些，笔者认为中国高质量的经济还会高速发展。

（三）好的体制、机制也是生产力

体制机制是经济发展的保障。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对市场经济经验与认识有很大提高。以前大家做什么都跟风，包括办厂经商，结果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在农村，你种、养什么，我也不管市场需求，一样种一样养，结果又成灾。现在，虽然政府和国民理性了许多，学会分析判断市场变化和把握经济规律，但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同质化现象还是非常严重，造成严重浪费。国有企业近十年来是改而不革，国有越庞大，垄断行业越多，效益越低下，腐败越严重，导致国进民退，挤小了民营经济，挤跨社会活力。国有企业必须改与革并举，使社会经济活跃起来。政府很多考核干部政绩的制度也不是很科学，任免干部制度传统落后，造成一些地方主要领导干部三心二意。政府短期行为必然造成企业投机行为，导致官员贪腐，社会造假，老百姓仇官仇富心理严重。

要减少甚至杜绝上述现象，就要靠好的制度和机制。实践证明，好的制度和机制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也是生产力。本届政府提出廉政建设走群众路线，真抓实干，敢动真格，推动政府转型，简政放权，把理应由市场支配的权归还给市场，使市场经济开始显现活力。

本届政府提出的“四化”互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推进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城镇化是“四化”实现的平台，农业现代化是“四化”的目标，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四化”实现的手段与方法。稳步推进城镇化，必将改变农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继而改变农民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让农民真正实现中央提倡的“市民化”。

（四）福利、保障、教育等举措可以有效刺激和激励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福利、保障、教育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较好的福利、保障使国民对已经创造的财富有安全感，那么就敢去消费。国家社会对教育投资可以提国民素质。过去农民只有私德没有公德，只重人情，不重契约，重仗义，轻法律，缺理性精神，缺乏合作精神。通过教育转变为真正具有市民素质的新农民。不但使他们有享受的权利，还要承担责任和义务，这样才能真正富民强国。所以中国的高质量高速度经济社会发展还在后头！